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平与发展仍然是21世纪的主流趋势，系统思维是解决复杂问题的根本方法，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体现发展主题和系统方法，可以概括为系统发展观，它是对辩证唯物论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系统；发展观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两个方向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和知识经济、智能经济时代的到来，物质和精神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科技、文化越来越成为重要的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依赖于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创新，国际竞争新优势越来越体现在创新能力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03页）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又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世纪科学“四大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系统科学、分子生物学相继产生。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8页）新时代的中国哲学应当从哪些方面创新呢？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以发展为根本任务。21世纪是和平发展的年代，国际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各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和平、对外开放、实现发展。时代主题的变化决定了哲学任务的变革，从斗争、革命哲学转向和谐、发展、开放、包容的哲学，这也是我国哲学转型的方向，同样历史观的重点也将从对历史文化的批判转向对优秀文化的继承。 “具体地说，就是中国的理性已经超越了以物质技术为基础的狭隘的、单向度的科学主义的近代哲学观念，形成了以现代文化发展为基础的开放的、多元化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这种开放的、多元的文化哲学的现代哲学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观念。”（何萍，2019年）进入21世纪，中国正从“生存性需求”走向“发展性需求”，关注点从满足温饱的物质资料转向了全面发展的需要，转向了更高的精神需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哲学不停留在物质追求层次，而还要兼顾精神的追求，这就决定了发展哲学、文化哲学日益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形态。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社会历史 “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物质关系不过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罢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43页），历史本质上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6页），把历史称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95页）。马克思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取代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在《资本论》中，他又重申未来是“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马克思，第649页）。由此可知，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世界观的核心问题，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发展观”应当是准确地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实质。发展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与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发展含有目的论和价值观，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社会变化。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顺应和平发展的时代要求，实现范式转变，从革命哲学转化为发展哲学，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五大发展新理念”，实际都体现了以发展为宗旨的哲学路向。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具有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站在绝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它的宗旨是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发展，并把未来社会设想为“自由人的联合体”。习总书记也重申：“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弄明白，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必须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让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137、142页）

（二）以系统为根本方法。我们需要变革近代哲学形态，创造适合时代需要的系统思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包含着丰富的系统思想，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也不断发展系统观点。（参见恩格斯，第166页）毛泽东曾经说过：“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02页）胡锦涛说：“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且涉及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自然界的复杂关系，涉及人与经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从多因素、多层次、多方面入手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自然形态的大系统。”（《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15页）习近平也指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204页） “要善于运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系统方法研究解决问题，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又要坚持重点突破，既要抓好当前又要谋好长远。”（《系统工程干部读本》，第3页）系统方法实际上就是把指系统思维贯穿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把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视为系统工程，视为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有程序的社会实践。系统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是要达到“一个系统、两个最优”，即把社会实践视作系统工程，全面综合发展地考虑问题；实现系统总结效果最优，同时，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与途径也要达到最优。为了达到“两个最优”，要做到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化解矛盾，协调关系；提高效率，提高效益；追求优化，追求和谐。系统方法还要求我们既抓全面，又突出核心重点，宏观与微观、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十八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国内改革发展总体布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战略，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是“十四五”时期必须遵循的原则，这充分表明系统观念在社会主义改革、发展过程越来越起到核心、主导作用。但是，系统理论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里只占很小的份量，这不足以说明它的重要地位。我们要“用实践发展本本”，构建系统发展哲学，突出系统观念的核心作用。如有些学者所说：“系统哲学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补充、丰富、完善和发展，是对传统哲学范式的一种超越，是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乌杰，第1页）

二、苏联哲学范式的问题与不足

我国通行多年的哲学体系，是从苏联借鉴来的，它大约形成于20世纪30-50年代。苏联解体后，中国在对苏联哲学体系进行了反省。早在1986年，高清海就明确指出：“这一体系所表现的主要是那一时期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达到的认识水平，它并没有充分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研究对象、理论性质上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也没有充分地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观点上变革的实质。”（高清海，1986年）1998年，他又指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代表更不能等同于马克思的理论和著作，而且今天已经证明其中表现那时理解水平的很多观点与马克思的哲学精神正好是相违背的。”“20年前的变化，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要摆脱在‘全面向苏联学习’时期所形成的那个‘苏联模式’。我们的成就是，比较彻底地摆脱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包括它的实践和理论）’，但作为遗留问题却未能完全摆脱‘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切地说，实践上摆脱了，实际指导思想上摆脱了，但理论上没有摆脱）。”（高清海，1998年）何萍也认为：“俄国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与意大利的‘实践哲学’都是该民族文化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形态，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固守某一哲学体系，甚至用这种体系去评判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合理性，而应该把我们时代的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哲学家的文化创造活动去评判其哲学的性质及其合理性。”（何萍，第190页）那么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什么不足呢？

（一）物质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倾向

马克思之所以强调“唯物”，革命时代的需要所致。当时欧洲处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资产阶级把他们的价值观说成是永恒真理，无产阶级要求得解放，必然从物质实践出发，揭示意识形态只是物质条件的反映，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从而为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为共产主义运动开辟道路。苏联哲学的“唯物主义”片面强调“物质决定意识”，忽视了意识对物质的相对独立性和超越性，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被人理解为物质决定论。这种离开实践的单向决定论实际上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高清海说过：“只有抓住实践的观点，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一切哲学派别的理论实质。”（高清海，1989a） “唯物论坚持从自然去说明人，唯心论用人去说明自然。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使二者实现了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的秘密，引起哲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实质。”(高清海，1989b)苏联哲学还强调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这也源于恩格斯的论述。他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他又说：“我们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第591、594页)恩格斯一方面反对把经济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认为政治、文化传统等因素不起决定作用，实际上否认了除经济之外的其他决定性因素的存在，这种概括实际上带有经济决定论色彩。毛泽东后来有一种改进的论述。他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5-326页）毛泽东在这里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实际上是看作动态的相互决定的关系，谁起决定作用要看具体情况而定，这就打破了机械的物质决定论、经济决定论。这两种决定论，实际上是机械唯物主义，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恩格斯说：“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而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本来也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我们应从这个原始的含义来解释“唯物主义”，破除后来对它的种种带有时代局限性的理解。

（二）二分式、斗争式思维

辩证法的产生的确是哲学史的重大变化，但它长期以来被学术界视为自然法则，强调矛盾具有普遍性，斗争具有绝对性，这实际上既是自然本体论，也是矛盾本体论。现在看来，这种概括带有时代和地域局限性，并非自然的永恒规律。随着革命和冷战时代的结束，苏联哲学的矛盾本体论，忽视自然与社会“和谐”的缺陷逐渐暴露，中国有的学者认为：“现实世界的差异统一规律才是现实辩证法的实质，而差异基础上的事物内部与不同事物之间协同、协调的和谐统一才是事物获得进步发展真正的主导动力。”矛盾“不可能成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相反，只能成为事物发展的障碍和阻力。”“差异统一是实在辩证法的实质和本体，和谐统一是实在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对立统一是实在辩证法的非核心。”（刘国章，第21页）还有学者认为，我们所沿用的黑格尔辩证法有一个重大缺陷，就是没有把亚洲文化成果吸收进去，并进而提出了“中国辩证法”及矛盾本根律、双重平衡律、和谐对立交替律、分合互动律、曲直交替律、质量更新律一系列新的规律。（参见彭燕韩，2019年）

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系统科学的传入，中国逐渐发展了自己的系统科学和系统哲学。一些学者认为：“矛盾辩证思维侧重的是‘二’的思维，是‘一分为二’或‘分’的思维；而系统思维则侧重的是‘多’的思维，是‘整体’的思维，是系统联系、整体优化的思维。”（乌杰，第35页） “系统规律一方面是对辩证规律的继承，另一方面则发展了辩证规律”，“使系统规律成为辩证规律的新形态，使系统规律能够自立，能够超越辩证规律。”“辩证哲学最大的问题是：它缺乏方法论的基础。具体地说，它还得依赖分析方法。”系统哲学克服它的缺陷，实现了思维方式和方法的统一，超越了辩证哲学。“系统哲学是辩证哲学的最新发展，它不仅包括了辩证哲学的内容，而且还增加了许多新的东西。”“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毛建儒等，第41-48页）当前，辩证法仍然是有价值的，但不能把它当作唯一正确的思维方式，必须超越对它带有时代局限性的解释。

三、系统的基本内涵及其发展规律

俗话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哲学需要从正名入手。哲学的重大创新不是对原有哲学修修补补，而是建立新概念、新范式、新体系，哲学也需要新的名称。20世纪7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实践的复杂化、系统化程度显著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宏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正处在并长期处在系统工程时代，这里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为系统发展观，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既能突出社会系统性，又能体现时代的发展主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系统的基本内涵

1.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认为，所谓系统，就是由各个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系统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形态。它既是事物存在的形式和过程，也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动力和源泉。系统具有整体性，还有结构性、层次性、非加和性、开放性等特点。结构性是说，系统是由要素以一定的数量和形式组成，例如，金刚石和石墨都是由碳元素构成的物质，金刚石结构中的每个原子与相邻的4个原子形成正四面体，被称为立方晶体结构。石墨结构为六边形层面。结构不同导致金刚石和石墨性质差别很大。层次性是指系统及其构成元素都是相对而言，系统可以作为更高层次系统的元素，而元素也可以是由次级元素构成的系统。例如，在军队系统中，班通常是由10个士兵组成的最小军事组织，是一个系统，但三个班又组成一个排，班是排这个更大系统的元素，依次类推，从排到连，从连到营、团、师、军、集团军等等，可见军事系统是有很多层次的。同样，生物体、人体、自然界、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也是由许多层次构成的复杂系统。非加和性是指，系统有各个元素没有的新属性，可能产生“1+1＞2”的效果，形成系统新质。系统的开放性是指系统的生命力在于与环境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不断从外界吸取营养才能发展，封闭的系统往往走向衰败。当然，这里所讲的只是系统的一部分特点，系统本体的内涵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系统发展观认为，创造历史的主人，从来都不是分散的个人，而是有组织的，其形态有人类早期的采集、渔猎游群，到农业社会的氏族部落，再到各种类型的国家，再到各种区域性、全球性国际组织等。历史发展实际上也是社会系统的演变史，而且是系统性不断加强的历史。总之，系统本体论把辩证法普遍联系的观点具体化了，是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是对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矛盾本体论的超越，它也是中国古代道本体、中和本体、理本体论的超越。系统本体论是实践的、文化的本体论，也是在实践过程中对世界本质属性的新概括，这种本体论对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也有着重要意义。

2.系统动力论。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认为：在原始社会中，调节生产资料的分配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是血缘系统，而在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发挥这种功能的是政治权力系统。在这些社会中，血缘关系和政治权力系统分别是它们的基础。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系统直接调节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因此经济才是社会的基础。而到了未来社会，教育和科学系统可能会发挥基础的作用。（哈贝马斯，第154-155页）乌杰在《系统哲学》绪论中说：“在人文科学中，在一定的时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相互决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互相决定的；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是互相决定的。”（乌杰，第33页）这里所说的“相互决定”实际上就是相互影响，说明以上三组关系中不存在固定的单向决定。系统发展观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对外关系等等都是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它们之间相互影响，在不同时期，由一种因素起到主导作用。20世纪上半叶的革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20世纪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主要动力，21世纪文化创新成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主导动力。系统动力论既打破物质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动力说的片面性，也突破“多元折中论”或“合力论”对主导动力论断的不确定性。

3.系统核心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者就提出了系统核理论，认为在系统组成元素的作用是不平衡的,有的元素对整个系统的影响不大,有的要素则对系统起关键、决定作用若去掉或破坏这些要素,整个系统就遭到破坏,这些“要素”叫做这个系统的核,衡量核的一个工具,叫做核度。（参见许进，1994年）系统核是系统的“主体” “关键”与“核心”。在一个复杂的多层系统中，处在核心层级或高层级的核心元素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对其他同级元素、及外围或中下层级系统、元素起到支配作用。一般情况下系统核心决定了整个系统的性质和特征。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说过：中国要“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50页）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03页）当前中国提倡的“四个意识”包括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实际上就是系统核心论。它要求人民自觉把党中央视为社会系统发展的核心，自觉坚持党的领导，维护中央权威，这是关系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关键，“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要把党的建设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工程来抓。系统核心原理和辩证法矛盾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原理是一致的，解决系统问题，要抓住核心要素，古人称之为“执本御末” “执要御繁”“执一御万”“纲举目张”，这和辩证法讲的抓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是一致的。

（二）系统的发展规律

系统发展按照系统生成、系统功能、系统要素变化、系统形态变化、系统与环境关系几方面将其基本规律初步概括为分异合同、体用互动、平陂循环、渐顿交替、内外相依五个规律，它们虽说是规律，但实际上也是新时代对中华民族文化传承、对当代实践经验在的总结。

1.分异合同律，简称分合律。系统学者称为差异协同律，辩证法称为对立统一律。《庄子》说：“合异以为同，散同以为异。”（《庄子•杂篇•则阳第二十五》，第111页）这句话包含了深刻的哲学思想：不同元素可以合成一个新事物，而事物的分解也可以产生不同的事物。清初哲学家王夫之也认为分合是世界形成演变的根本之道。说：“天地阴阳之撰，分合而已矣。不知其分则道无定体，不知其合，则方体判立而变化不神，……知分知合而后可穷神而知化。天之教、圣人之德，未有不妙其分合者也。”（《礼记章句》卷十）分异合同是万物产生的源泉及存在演变的形态。不同要素通过统合作用形成一个新的有机整体，旧事物分解产生新元素、新事物。现代科学揭示，元素的合同作用会使系统整体出现新的特质，有1+1>2的效果。习近平在论及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时，提出统分结合、系统集成、协同高效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分合规律的运用。他说：“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 ”，“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武装力量等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有序协同”，“统和分是有机统一的。统得好，可以使不同部门有序运转，避免各自为政，提升系统整体效能。分得好，可以激发各单元各子系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166、170页）分异合同律与对立统一律的区别是，前者概括的是“一和多”的关系，后者概括的是“一和二”的关系，后者可以视为前者的特殊情况。

2. 体用互动律，系统学者称为结构功能律，简称体用律。是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数量、顺序、结构层次的构成和系统性质、功能相互影响的规律，与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相似。“体用”是佛教常用语。唐朝崔憬说：“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其体比用，若器之于物，则是体为形之下，谓之为器也。”（《周易集解》卷一四）我们常讲要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也包含体用互动原理。治理体系主要指党和国家机关的组织结构，是“体”，治理能力指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和效率，是“用”，二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当前的“调结构、惠民生”，也是体用关系的表现。结构是经济体系，是“体”，惠民生是经济体系的功能，是“用”。体用互动与质量互变的区别是“体”变不但包含多种量变，也包含结构、层次的变化。量变导致质变只是体用互动的特殊情况，是简单的线性函数关系。

3. 平衡波动律，古代称为平陂循环，简称平陂律。这是系统内部要素平衡不平衡交替变化的规律。“平陂”一词源出《易经·泰卦》爻辞“无平不陂”，平、陂原指地面的平坦和倾斜状态，平陂循环是指系统诸要素平衡、不平衡状态的交替变化。毛泽东对这一规律有明确的概括。他说:“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52页）但这一概括并没有上升到普遍规律的高度。2015年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协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由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198、206页）绿色理念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平衡和谐，开放是解决中国与世界的平衡和谐，共享解决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和谐。五大新发展理念有四个涉及到平陂规律和平陂策略。

4.渐顿交替律，简称渐顿律。是系统形态性质显著变化和不显著变化交替出现的规律。即系统渐变（又称渐进）和顿变（也称突变、跃进）两种形式是相互转化，这是描述系统静止和运动相互关系的规律。“渐顿”一词源出佛教渐、顿二派的修行教义。古人对渐变和顿变的关系是有所认识的，明代方以智说：“顿渐一致也，犹之动静、震艮相反相因者也。渐无不顿，顿无不渐，本无顿渐，故贯顿渐然。”（方以智，第129页）渐顿交替规律对于我们理解历史上的改革和革命是帮助的。改革一般属于渐变，而革命则属于顿变。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人持渐进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其演进也，有迟速之异，无超跃之时。故公例曰：万化有渐而无顿”（《严复集》第五册，第1265页），这是忽视跃进、顿变的机械进化论。还有一些人提出一次革命论和不断革命论，又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循序渐进，这些都是违反渐顿规律的。毛泽东曾说：“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同人走路一样，走一阵要休息一下。”（《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236页）这也包含了渐顿交替的规律。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提出了台阶式发展的观点，说：“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5、377页）这里提到了“加速搞几年”、“上一个台阶”就是“顿变”，而“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就是渐变，这是渐顿交替发展策略。

5. 内外相依律，是系统和环境之间关系的规律，实际上也是辩证法内外因关系规律的发展。“内”指系统内部因素，“外”指环境因素。环境其实是大系统，系统是环境的因素，系统与环境之间的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关系。人类历史，人类创造历史总是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进行的，人与自然构成一个相互影响生态系统。人类的发展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界保持平衡，否则就要遭受自然界的惩罚。当然一个国家的发展也要处理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人类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古人曾说：“夫四夷守外，诸夏待内，内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诸夏而疏夷狄，则夷狄叛矣，勤兵伐远，人不堪命，则诸夏乱矣。”（《公孙龙子注》卷上）这说明中国古代“天下一体”“内外相依”的系统发展理念。对当前中国社会而言，环境有两个层面，一是自然环境，二是国际环境。对自然环境，我们采用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立场，对国际环境则采取文明平等互鉴、经济合作共赢、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策略，中国绿色、开放的新发展理念就是这一规律的体现。

分异合同（分合）、体用互动、平衡波动（平陂）、渐顿交替、内外相依五个基本规律不是并列关系，分异合同律是系统实践哲学的总规律，其他四个都是它的表现形式。“分合”是事物存在的形式，也是事物形成、变化和灭亡的原因和过程。“体用”是事物内部要素及其结构层次与外部要素或其功能性质之间关系。“平陂”是事物内部诸要素或内外要素之间比例、结构关系的波动与平衡。“渐顿”是事物的渐变、突变形态，是内部要素、结构变化的在时间上的展开。“内外”是系统与环境关系的概括。系统发展观认为，规律是人类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以上概括，既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也是对时代发展经验的新概括。在文化多样化的世界里，我们应当构建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发展的哲学。

结语

2016年党中央发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机械照搬外国理论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情世情都发生深刻变化，这迫切要求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344页） 2017年，党的十九大重申，“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21、53页）。在新时代，我们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初始形态的水平上停滞不前，而要根据时代要求，加快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实现辩证唯物范式向系统发展范式的转变。系统发展观的人民中心论是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系统发展观承认自然界先于人类，这是对唯物主义原则的继承，但它坚持实践精神，突破了自然本体论、物质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时代局限。系统发展观主张“系统本体论”，把辩证法“普遍联系”的原则具体化为“系统”形态，进而深化了辩证法，同时也突破了辩证法“二元对立”的时代局限。哲学本体是人类在实践基础上对世界本质属性的概括，系统本体论的提出，突破了“物质本体、辩证方法”关系割裂的不足，实现了本体论与方法论、价值观的统一。当然，这里对系统发展观“三论”“五律”的初步概括还不够成熟全面，希望能抛砖引玉，共同推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

参考文献

古籍：《礼记章句》、《周易集解》、《公孙龙子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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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form of Marxist philosophy

Abstract: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it is urgent for us to speed up the 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eace and development are still the mainstream trend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systematic thinking is the fundamental method to solve complex problems. The development theme and systematic method should be embodied in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the 21st century,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concept of systematic development, it is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a new form of Marxist philosophy.

Keywords: Marxism; materialism; Dialectics; system; development 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