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什么是社会主义，学术界的认识仍然有较大分歧。不少学者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观点影响，把公有制作为判定为社会主义标准，念念不忘消灭私有制以维护社会主义的纯洁性。笔者认为，“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是旧哲学观念的产物。我们要借鉴当代系统哲学、发展哲学的成果，把党改革开放以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和系统观念等战略思维概括、升华，构建系统发展哲学，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消除旧哲学影响，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远发展。不当之处，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流行用五种生产方式来解释社会主义，认为人类历史表现为生产方式的依次更替，从原始社会公有制生产方式，到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三种私有制方式，再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公有制计划经济”是一种固定的社会主义模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也是人类最先进的社会形态。社会是否先进决定于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越高，社会制度越先进。事实证明，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更替并不是什么“自然”进程，这一切不过是人类实践的结果，自然主义历史观是片面的，忽视了人的主体性，造成了“人学空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有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实际上，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更替，也不是普遍的历史事实，而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条件下对特定历史的设想，决不能把它当成普遍化、永恒化的公式。马克思说：“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以后开创的理论和实践，不可能用“生产方式”解释得通。我们不能套用这种模板去解释历史、解释社会主义，甚至改造我们的社会。习近平说：“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一些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可以用来说明一些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历史文化中具合理性，但如果硬要把套在各国各民族头上、用它们来对人类生活进行格式化，并以此为裁判，那就是荒谬的了。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 他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情世情都发生深刻变化，这迫切要求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当代中国的伟大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哲学、实践哲学思考。我们要构建什么样的理论和哲学范式呢？首先要确认，“主义”是一种思想，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不是固定的生产方式。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从这个常识入手。其次，我们知道，实践产生理论，理论反过来指导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类历史是一部实践史，也是不断创造“主义”和“文化”并用它解释和改造世界的历史。“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就是用“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和实践” 。用不断发展的“主义”指导实践、改造社会，这是党领导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等各个历史阶段实践进程的写照，也是整个中国历史和人类历史进程的写照。从这个角度上讲，中国历史、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主义”更替史和实践史。中国五千多年文明史经历了天道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进，并创造了相应的社会形态，这就是文化哲学、实践哲学的逻辑。“文化哲学和实践哲学范式不是用普遍的理性观念去解释每一时代的精神特质和社会机制，而是在历史进程和现实生活中挖掘作为人和历史存在的价值基础的文化意义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基础和文化意义结构”的内涵在哪里，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发展哲学解读。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逐渐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模式中解放了出来，但实践中出现了贫富分化、社会矛盾加剧、官员腐败、党的领导弱化、生态破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陆续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等论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回顾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我们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是统一的 “整体”。如果非要搞一个公式，我们可以写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开放）×协调发展，这实质上就是系统发展思想。

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深化和增强系统思想。毛泽东说过：“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 他的《论十大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思想。邓小平也要求党的领导干部要加强在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和预见性。 江泽民指出：“社会经济和科技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大系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宏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各方面工作必须相互协调、相互配合，顾此失彼、畸轻畸重，就不会取得最终的成功。” 他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二个关系，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深化了系统观念。

胡锦涛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而且涉及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和自然界的复杂关系，涉及人与经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这就需要我们采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从多因素、多层次、多方面入手研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形态、自然形态的大系统。”他还提出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落实科学发展观要做到“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丰富了系统发展思想。

习近平指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 “要坚持系统的观点，依照新发展理念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进行系统设计”，“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 党的十八大提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八个“必须坚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是“八明确”“十四坚持”，大大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观念。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党的长期指导思想，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重申“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把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理念初步概括为“系统发展”理念：即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以系统观念为指导，以创新改革为动力，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也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借鉴当代系统哲学、发展哲学研究成果，结合党中央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新发展理念和系统观念等重大理论和实践，构建系统发展哲学，具有重大的学术和现实意义。系统发展哲学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系统因各个元素协同作用造成的整体功能优化，是多元共存、系统集成、协同优化的主义，即“系统发展”的主义，它不是自然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而党和人民新时代实践经验的总结。系统发展哲学和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并矛盾，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哲学的理解和命名。“系统发展”是新时代党和人民创造的理论和实践，具有文化属性，系统发展哲学属于文化哲学、实践哲学的范畴，或者说它是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表现形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系统发展”，处在本体和指导地位，其实践要求是“公私兼顾”、“中外相生”与“人天和谐”，这是“一体三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实践要求为“公私兼顾”，即个人与社会协调发展。毛泽东曾说过：“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 改革开放后，我们逐渐形成了公私兼顾的政策。党的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党的十九大把上述“两个毫不动摇”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但在当前中国，“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传统哲学观点仍然十分流行，一些学者认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公有化的程度是一个标志。公有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程度越高。” 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社会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与公有化程度成正比，甚至呈现反比之势。据2010年工业产值统计，我国公有制经济占比在50%及以上的省（直辖市、自治区）有10个，主要集中在西北、东北、西南边远落后地区。公有制经济占比低于50%的省21个，占全国省份的三分之二。沿海山东、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省份公有制经济占比不到20%，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从全国产值分析：2010 年，国有以及国有控股工业总产值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为 26.6%；私营经济占比重为 30.5%；港澳台和外资经济占比重为 27.1%。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大致为 2:8。 从2018年就业人员数量分析，中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之比约为37.8∶62.2，私有制经济就业规模已达到公有制的1.65倍。 实践证明，经济越发达，公有化程度越高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应根据自身发展需要维持相应的所有制比例，而不能死守公有化程度越高越符合社会主义的旧观念。习近平指出：“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 要“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我们只有提出新概念、新理论，才能从苏联哲学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类理想社会称为“自由人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实现理想是长期渐进的过程，不可能通过暴力革命或行政命令一下子实现。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公私兼顾的政策，实现个人与社会自由、全面、和谐的发展。“公私兼顾”不单指经济方面，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也是如此。发展不仅意味着个人财富的增加，也意味着个人民主权利的广泛实现和个人精神自由的不断提升。“公私兼顾”也体现着平等、自由、民主、公正、和谐、文明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实践要求为“中外相生”，即中国与世界各国相互帮助、共同发展。中国近代以来遭到西方列强侵略，反殖民、反侵略曾是主流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西也长期处于敌对状态。改革开放以后，苏联解体，世界冷战局面结束，中西关系逐渐好转。1989年邓小平对来华访问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中美两国要“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发展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 。1993年江泽民在美国访问时提出：“各国和各种文化应该也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借鉴、取长补短，共享人类文明成果。”“世界多样性是客观存在，应该正视它、适应它。这就要求各国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发展合作。” 此后，中国逐渐形成中外文明平等互鉴、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观点。但在苏联哲学里，西方社会是实行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腐朽垂死的社会，必将被社会主义取代，这种革命、冷战年代的认识和当前的事实、政策有很大反差。在系统发展哲学看来，“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和个人主义，是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相生、破坏社会协调共享思想和行为，但它既不是固定的生产方式，也不是固定的社会制度，不应把西方经济、政治、文化全部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固定模式，否认其文明价值和自我改变、发展的事实。“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 我们对西方文明应当采取平等互鉴、合作共赢的方针，即便存在竞争，也应坚持良性竞争，不能搞你赢我输、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

中外相生与公私兼顾是相通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外相互贸易、投资，早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对于中国而言，包括“外资”在内的“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在其他国家的经济中也有中国的商品和投资。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国际、国内都呈现交错分布、融合相生的局面。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与世界融为一体的主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实践要求为“人天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从系统角度看，人类社会是自然系统演化出来的子系统，人类社会的发展要以自然界为基础，并受其制约，人类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更好地发展。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主张实现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相协调。党的十八大把“生态”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新理念。中国对生态建设重视程度的提高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具有一致性。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不以利润为生产的动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提出“自然与文化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认为自然与文化的矛盾运动不仅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共同基础，同时也是二者的本质内容。说：“历史唯物主义还必须研究社会劳动作用自然与文化的方式问题”。“在人类通过劳动活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然界本身也在改变和重构自己，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生产过程中人类的力量和自然界本身的力量相互统一在一起的发展过程。” 从这个意义讲，人类历史首先是文化与自然在矛盾中寻求平衡的历史，是“人天和谐”的历史，这和中国“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传统也是一致的。

三、结语

习近平说：“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成败。”“一个新理念的确立，总是同旧理念的破除相伴随的，正所谓不破不立。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涉及一系列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工作方式的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应当破除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自然主义历史观，建立体现人的主体性的“用主义、理念改造世界”的文化史观、实践史观，摆脱“二元对立”的思维习惯，破除“兴公灭私”、“中西对立”的旧观念，确立系统发展新理念，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系统发展，是公私协调发展、人民共治共享，是中国与世界、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生，确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造福中国与世界的理论和实践。中国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