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先进文化是引导文明形态创新发展的灵魂，中华文明形态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不断学习、创新文化的历史，也是用先进文化改造社会的历史。构建中华文明形态，必须进行哲学创新，建立不断创新文化并用其改造社会的历史观。中华文明史可划分为巫史文明、礼乐文明、法家文明、黄老文明、儒家文明、民主主义文明、新民主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九种文明形态。

关键词：巫史，礼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

一、构建中华文明形态的核心要求

广义的文明形态也称文化形态或社会形态，是由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元素构成的体系。文明形态可以根据这些要素的特征，从不同的角度来命名。中国学术界对文化形态的命名往往用经济因素的特征作为划分标准和命名依据。有人根据生产力或生产技术概括为传统农业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等三种文明形态。有人是按生产关系将文化划分为原始的、奴隶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或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主义的五种文明形态。甚至有人按生产工具将文化分为：旧石器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青铜时代文化，铁器时代文化，机器、电气时代和信息时代文化。 也有一些学者用政治特征命名中国文化，如冯天瑜有“史前文化；夏商周三代宗法封建文化；秦至清皇权文化；晚清迄今现代文化”的分期 ，以上关于文明、文化形态的探索，或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工具等方面的对应上概括，有机械的经济决定论色彩，或从政治类型进行划分，有政治决定论色彩，都不能体现精神文化自身的特点。用精神文明来概括不同阶段的文明形态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钱穆认为：“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 。“中国新史家之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 习近平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当前历史研究，就是要充分揭示不同时期中华文明的精神特征，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与传统文明、近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传承和弘扬优秀的精神基因。这不仅关系着中国人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还肩负着对外宣传“塑造我国的国家形象，重点展示中国历史底蕴深厚、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多样和谐的文明大国形象” 的问题。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文明具有整体性，研究文明形态要从整体考虑，不能随意挑选几个要素以偏概全。其二，文明具有阶段性或周期性，在一个历史阶段有一个主导性的文明要素，在另一阶段则由另一要素主导。这也就意味着文明要素在一个阶段内有产生、发展、鼎盛和衰亡的周期过程。其三，文明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世界上只有相近的文明形态，但没有完全相同的文明形态，这就是文明多样性。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之路，既不能盲从他国文明模式，也不能把自己的文明模式强行推广到他国，要实现真正的文明自信、文明自觉。

二、中国九大文明形态

本文根据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特征，将中华文明初步概括为天道文明、礼乐文明、法家文明、黄老文明、儒家文明、民主主义文明、新民主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九种文明形态。

（一）巫史文明大约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与传说的中的三皇时代相应。《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易经·观卦》说：“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天道”之名由此而起。这一时代孙中山称为神权时代。在巫史文明产生之前，中国还有一个洪荒时代，大约相当于旧石器时代，主要表现为制造打制石器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尚无出现证据。古人说：“洪荒之世，大朴未亏，君无文于上，民无竞于下” ，“洪荒之世，风气未开，人文未著。” 天道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初始形态。古人云：“洪荒朴略，未有文字，伏羲画卦，人文攸肇。” “伏羲、神农二圣人，去洪荒之世未远也，其风犹为朴略，至黄帝之世实为文明之渐。” 孙中山提出，神权时代“就是人类文化初生的时代”，此时，人类最大威胁的是天灾，由于天神秘莫测，威力巨大。“极聪明的人便提倡神道设教，用祈祷的方法去避祸求福” ，当前学术界习惯把这一时期称为巫史时代。《说文解字》曰:“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巫就是向鬼神祈祷占卜的人，有学者说：“中华古代第一代文化人——巫觋集团参与并创造了中华早期文明。” 学术界中华文明万年起源之说可与此呼应。

（二）礼乐文明是五帝三王时代的早期国家阶段。《史记》说：“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其功大者其乐备，其治辨者其礼具。”“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 《白虎通·崩薨》也说：“礼始于黄帝，至尧舜而备。”礼乐文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五帝夏商为第一阶段，礼乐有明显的神灵崇拜色彩；西周时期为第二阶段，周公制礼作乐表现了明显的人文色彩，是礼乐文化的鼎盛期；春秋战国为第三阶段，“礼崩乐坏”，带有贵族等级色彩的礼乐文化逐渐衰亡。这个阶段的文明学术界习称礼乐文明，它是中国早期国家阶段的文明。

（三）法家文明即秦文明。秦王朝将法家文化确立为国家文化，其核心是帝王的“法术”。韩非子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 “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蔽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 法家文化取代贵族礼乐文化，赏罚分明、讲求效率，对建立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是有贡献的，但秦朝的统治矫枉过正，急功近利，不但没有达到国家大治、人民康乐的目的，反而造成二世而亡的下场。也许有人认为秦的统治非常残暴，秦朝的措施根本不属于文明范畴，秦文明或法家文明的概念不能成立。我认为，这是片面的看法。毛泽东就曾经说“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开创的皇帝制度、郡县制度、监察制度、三公九卿制度、封爵制度等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文明不能用当代善恶标准来评判，而要看历史影响。

（四）黄老文明因西汉初年推行黄老文化而得名。黄老思想产生于战国中期，主张顺应自然、顺应民心、无为而治等，因借着黄帝、老子的名义宣传主张，故称黄老之学，属于道家文化，它吸取阴阳家、儒家、法家的成分，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文化。汉初陆贾反思秦亡教训，称“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提出“君子尚宽舒”、“道莫大于无为” ，其主张得到刘邦的赞赏和实行。汉惠帝、高后统治时期，仍然奉行无为之治。史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 文帝、景帝和文帝的皇后、景帝之母窦太后也对黄老文化颇为信奉，“孝文好道家之学” ，“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 西汉初年的黄老文化强调“无为而治”，俭朴少文、轻徭薄赋、约法省禁，让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由于“无为”，社会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出现贫富分化、豪强作奸，王国、四夷犯上等种种问题，再坚持黄老文化后果会越来越严重，这导致后来它被儒教文化所取代。

（五）儒家文明。儒家文化创始于春秋时代的孔子，是汉武帝至清代的国家主导文化。其哲学思想是中庸，核心主张是三纲五常。儒家文化也在吸收阴阳家、法家、道家、佛家等其他文化精华时，不断改变自身形态，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元明清的理学等都是儒学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形态。儒家文化是民本主义文化，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主张保民、养民、教民。其不足是，人民只是权力的服务对象，而不是实际权力的授予者、参与者。鸦片战争后，儒家文化受到维新派和革命派的批判，其主导地位最终被民主主义文化取代。

（六）民主主义文明。民主主义是民国时期的国家主导文化。民主主义亦称共和主义、民治主义、民权主义、平民主义，后来被毛泽东称为旧民主主义。陈独秀曾指出民主主义与民本主义的区别：“民主主义以人民为主体，林肯所谓‘由民（by people）而非为民（for people）’者是也。所谓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此等仁民、爱民、为民之民本主义，皆自根本上取消国民之人格，而与人民为主体，由民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 国民党推行的三民主义亦属于民主主义的范畴。1939年12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文化对推动中国工业化、科学化、民主化，推动中国现代化转型起到积极作用，但未能完成赶走帝国主义、消除官僚腐败、经济落后和贫富悬殊等任务，历史使命落在了新民主主义的肩上。民主主义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虽然有种种不足，但我们还应承认它是一种现代文明，对中国产生过积极影响。

（七）新民主主义文明是1949至1956年的国家文明形态。毛泽东1940年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因而也是民主，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革命文化，对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全面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新民主主义文化。1949年9月中共和各民主党派通过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序言中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同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新民主主义文化对于推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八）社会主义文明是1956至1978年的国家文明，又称“传统社会主义文化形态”。有学者概括说：“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以苏联一元文化为蓝本的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文化模式基本定型，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 它体现了维护公有制计划经济，崇尚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强调阶级斗争和文化革命。1975年宪法规定：“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文明极大提高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热情，为中国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和制度基础，其不足之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教条化倾向，对传统文化、西方文化批评有余、借鉴不足。

（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文明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我们既要从历史趋势上看待这一文明的时代性，也要在当代世界文明格局中看待其民族性和特色性，要告别单线进化论，在文明平等互尊、交流互鉴、融合创新中发展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中华文明。

中国九大文明形态的演变体现了中华文明从物质到精神，从感性到理性，从宗教到科学，从自然到自觉，从本土内生到世界融合的发展过程，显示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历久弥新”的特点和“革命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揭示了中华民族不断创新文化、不断用先进文化改造社会的上万年文明历程，展示了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和实践奋斗的艰辛、成就和信心。正如习近平所说: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三、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华文明史观

习近平2016年曾经提出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什么要提出这一点呢？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反复强调要破除教条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早在2001年，江泽民就指出：“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的变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讲的所有的话都当成不可更改的教条，那就会损害乃至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2002年他又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说：“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那么究竟什么地方存在教条主义呢？在我看来，我们对唯物史观理解往往照搬恩格斯的定义，恩格斯曾经说:“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他又说：“我们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 这段话前面说，社会发展“经济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后又说“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其实是自由矛盾的。当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问题在于很多人根据这类定义，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认为经济甚至是生产关系才具有决定意义，才是社会形态的根本特征，把政治、文化视为经济形态的附属物，这是存在片面性的。恩格斯还说过：“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来说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而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术语本来也没有任何别的意思。”我们应从这个原始的含义来解释“唯物主义”，破除后来对它的种种带有时代局限性的理解。事实上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固定的决定、被决定的关系。毛泽东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 毛泽东在这里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实际上是看作动态的相互决定的关系，这就打破了机械的物质、经济决定论。他还说：“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 “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这个一般规律，对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适用的。” 还有学者提出：“由于中国不同时代的不同问题，才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不同文化形态的出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就是基于‘如何站起来’这一时代问题而出场的；‘一元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就是基于‘如何富起来’这一时代问题而出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就是基于‘如何强起来”这一时代问题而出场的。” 由此可知，在社会形态、文明形态的变革过程起主导作用的先进文化。中国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在解决时代性课题时，不断创新观念，并用新观念、新实践创新文明形态的历史，这就是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实践史观、文明史观，它是积极的、有选择、有创造的实践史观，而不是必然的、命中注定的、客观决定的自然史观。叶晧说：“所谓文化史观，也可以称为文明史观，就是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及人类自身的文明化视为人类历史发展基本线索的历史观。”“走向文化史观，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史学真正为社会发展提供养分的必然趋势。” 对于文明史观，很多人从传统观念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只能称为唯物史观，不能叫做别的或者认为别的历史观都是错误的，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条化、僵化了。文明史观只是对文明史的看法，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能对文明史有自己的看法呢？为什么一定要把文明史观当成唯心主义呢？现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都极力回避甚至批评文化史观，这实在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当然，我们承认，西方学者的文明史观有些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我们不能因此对所有文明史观或文化史观都扣上文化决定论或唯心主义的帽子。有学者说：“大多数史观其实都是中性的，即从大处看，都存在唯物主义的解释和唯心主义的解释。” 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破除了“名词禁忌”，我们才能谈构建什么样的文明史观。所谓文明就是人类实践创造的过程、方式和成就，人类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文明史。当然，几百万年的早期人类历史过程中，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落后，人还象动物一样生活，文明并不显著。因此，人们一般认定的文明史要比人类历史短得多，由于标准不同，有的从旧石器时代晚期算起，有的从新石器时代算起，有的从国家出现算起。我们常说的中华文明五千年，实际是以国家出现为标准的，这是最狭义的文明。本文所说的文明形态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是“稍微”广义的文明。文明主要由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要素构成。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这三个要素又不是同步的，因此，文明形态的命名很难兼顾。本文以精神文明来命名，只是一种研究视角。从文明之间的关系上讲，人类文明最初是分散、孤立的发展，此后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融合的趋势不断增强。综上可知，文明从静态上讲，具有整体性、结构多元性和对外开放性，从动态上讲，有变化性、周期性、阶段性，一句话，文明具有系统性，它是人类社会系统实践的方式和结果。